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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實現的三個偉大改變
添加時間:2018-05-19 15:06:44 來源: 瀏覽次數: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所謂“生死攸關”,是因為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8.6萬多人,過前三道封鎖線損失了2.2萬人。湘江戰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萬多人。這是人民軍隊自創建以后受創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廣大指戰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于奔命。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于遵義會議實現了三大改變。
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那時,由于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于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
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遵義會議后,戰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略戰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采用堡壘主義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的堡壘戰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
(摘編自《黨的文獻》2015年第1期 石仲泉/文)
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那時,由于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于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
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遵義會議后,戰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略戰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采用堡壘主義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的堡壘戰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
(摘編自《黨的文獻》2015年第1期 石仲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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