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所謂“生死攸關”，是因為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8.6萬多人，過前三道封鎖線損失了2.2萬人。湘江戰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萬多人。這是人民軍隊自創建以后受創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廣大指戰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于奔命。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于遵義會議實現了三大改變。

　　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那時，由于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于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

　　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遵義會議后，戰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略戰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采用堡壘主義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的堡壘戰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
（摘編自《黨的文獻》2015年第1期 石仲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