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結(jié)束后，被大家批評過的博古與中央軍委縱隊的同志一起離開遵義向北行進，一路上他深思不語，不思茶飯，郁郁寡歡。

　　靠博古的精神狀態(tài)，再領導下去是困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幾人在一起商議時，張聞天明確提出是改換黨的領導人的時候了。

　　但博古在政治路線上是緊跟共產(chǎn)國際的，遵義會議對六屆四中全會后黨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肯定的，同時，當時正處于緊急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保持領導層的相對穩(wěn)定十分重要，故而只能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上作調(diào)整。

　　1935年2月初，紅軍向云南扎西地區(qū)進軍，途經(jīng)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小村莊時，周恩來到博古住處同他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

　　周恩來說：會前我曾和你商量過，湘江戰(zhàn)役時“紅章”縱隊（“紅章”為第二縱隊代號）行動遲緩問題，主要是老弱病殘和婦女、機關部分干部走不動了，疲馬不畏鞭捶，命令已不起作用。當初把他們單獨編成野戰(zhàn)縱隊，還雇了五千挑夫挑擔子，一起轉(zhuǎn)移，是考慮欠周。可是現(xiàn)在來追究過江遲緩的責任，而不談反“圍剿”失敗的責任及長途行軍在組織工作上的疏漏，肯定有人不服。所以，我一再向你建議，先代表中央深刻檢討反“圍剿”失敗和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最后談湘江教訓，這樣會使會議開得順利些。可是你沒有檢討軍事路線錯誤，對李德的批評也只一帶而過，早早地把湘江問題作為會議重點擺出來，矛頭指向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使會議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這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以中央軍委負責人的身份檢討反“圍剿”失敗的軍事指揮責任，承認犯了“左”傾路線錯誤，批評你確有盲從李德、包庇李德的錯誤。至于會議發(fā)展到集中批評你，這是形勢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能擋得住嗎？

　　周恩來接著分析：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nóng)村革命的人當統(tǒng)帥。從內(nèi)心講，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yè)務的人，都不是帥才，都不適合做領袖和主帥。毛澤東是繼彭湃之后又一個擅長搞農(nóng)民運動的人，在建立和鞏固根據(jù)地，擴充紅軍，籌集糧草，打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等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經(jīng)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zhàn)爭。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jù)地駁倒了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進湘鄂邊的錯誤主張。我深信，以毛澤東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希望你能支持我。

　　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告誡博古：現(xiàn)在誰做“總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來領導軍隊打好仗，只有在戰(zhàn)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已經(jīng)表明，軍隊已不可能再讓一個不懂軍事又不會領兵打仗的人來繼續(xù)指揮他們了。何況你自己也沒有強烈的領袖欲望。

　　周恩來的一席談話，使博古對自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解開了十多天來的思想疙瘩。

　　當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開會重新研究常委分工時，周恩來主張讓毛澤東來接替博古。但毛澤東說，張聞天是五中全會選出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同時他又是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共產(chǎn)國際那邊也容易通過。大家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nèi)負總的責任。

　　紅軍長征期間，軍事工作是第一位的，黨的工作主要是圍繞打仗轉(zhuǎn)。張聞天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早在反“圍剿”戰(zhàn)爭時就很佩服，讓毛澤東出山直接領導紅軍也是他的初衷。再則，張聞天作風民主而不專權，對博古交給他的這個“負總責”不會沾沾自喜、獨斷專行。這樣，毛澤東參與中央常委和紅軍的領導，有了發(fā)揮核心作用的平臺，成為率領紅軍長征的實際領導者。

　　（摘編自《秘書工作》2015年第2期 費侃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