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鄧小平不僅歷史地親歷了遵義會議，見證了遵義會議精神的偉大，而且現實地踐行了遵義會議精神，推動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同時更豐富發展了遵義會議精神，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理論飛躍的歷史進程，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一新的精神成果。

    〔關鍵詞〕鄧小平；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精神

    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央紅軍長征在貴州期間，黨中央召開了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包括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茍壩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這些會議要么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鋪墊，要么為遵義會議成果的實現作了重大貢獻，是遵義會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廣義的層面上，遵義會議是由一系列會議組成的。遵義會議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偉大轉折，不僅在最危急的時刻正確地改變了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改變了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黨的軍事路線，挽救了中國革命，而且也讓黨在集體反思中實現精神涅槃，鑄就了偉大的遵義會議精神。在今天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的時代背景下，遵義會議精神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2010年9月，栗戰書(時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在遵義考察時指出：“遵義會議突出體現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突出體現了顧全大局、緊密團結的精神。”2011年7月，劉云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視察遵義時指出：“貴州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概括起來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轉變，攻堅克難’的精神，這是推動貴州發展的寶貴財富”。2012年，石仲泉撰文認為：“遵義會議精神內涵可以初步表述為：堅定信念，忠誠革命；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顧全大局，民主團結；獨立自主，實現轉折。”(石仲泉：《再談遵義會議——芻議遵義會議精神》，《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親歷了遵義會議，更以其重大的人生轉折見證了遵義會議精神的偉大。此后，他又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踐行和弘揚了遵義會議精神，開辟了遵義會議精神的新境界。

    一、鄧小平是遵義會議精神的見證者

    如果說遵義會議實現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那么這種轉折也折射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批堅持正確路線同志的人生軌跡上。鄧小平在7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經歷過許多坎坷，有過“三落三起”，其人生中第一次“落”與王明“左”傾路線的統治緊密相關，此后的“起”則與遵義會議對“左”傾錯誤統治的終結緊密相連。作為親歷者，鄧小平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轉折，見證了遵義會議精神的偉大。

    1931年11月，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是“右傾”“富農路線”“狹隘經驗論”等，在討論通過《政治決議案》等文件時，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永吉泰特委書記毛澤覃、贛東特委書記謝唯俊、總前委宣傳部部長古柏等，都表示不同意決議案中對毛澤東和中央蘇區工作的批評。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鄧小平在瑞金、“會尋安”工作時，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有較多接觸，談話和討論問題中產生許多共識。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到瑞金后，為全面推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開始對拒不執行中央路線的同志進行整治。2月，臨時中央首先在福建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3月，又在江西開展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矛頭直指擁護和支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此后，鄧小平多次受到批判和打擊，被誣指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其間，鄧小平還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職務，被指令到邊區巡視工作和接受勞動改造，跌入人生中第一個低谷。

    但是，這種局面在遵義會議期間開始轉變。1934年10月，鄧小平以《紅星》報主編的身份隨中央紅軍長征。長征開始后，廣大干部、戰士眼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迭次失利、瀕于絕境，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到湘江戰役之后達到頂點。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紅軍轉兵貴州，中央政治局先后召開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反對“左”傾錯誤路線的力量逐漸積聚，為遵義會議的正式召開作了很好的鋪墊。在此背景下，鄧小平的人生命運也開始發生重要轉折。黎平會議之后，鄧小平從《紅星》報主編的崗位調任中央秘書長，負責中央首長的生活、會議記錄和警衛工作。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后得到十余天的休整，中央決定在此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鄧小平進入遵義后和毛澤東等住在一起，參與會議籌備工作。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正式召開，鄧小平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鄧小平因抵制和反對“左”傾錯誤而遭到打擊的歷史，成了他堅持毛澤東正確路線的證明。因此，遵義會議對“左”傾錯誤的批判，從實質上取消了“左”傾教條主義者強加在鄧小平頭上的各種“帽子”。此后，隨著毛澤東在全黨領袖地位的確立，鄧小平進一步得到中央的信任和重視，于1935年6月調任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進入作戰第一線。中央紅軍長征結束后，鄧小平的地位不斷上升，先后擔任紅1軍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129師政委，直至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或許是人生的重要轉折，所以更加刻骨銘心。1958年11月18日，鄧小平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穿過陳列室，踏上窄小樓梯，走進開會的房間，鄧小平同志看到房間依舊是當年的擺設樣子，使他立刻想起了當年開會時的情景，他肯定的說：‘會議就在這里開的。’他指著靠里邊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石永言：《鄧小平與遵義會議》，《貴州文史天地》1994年第3期。)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在多個場合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1943年，他在《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黨自從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之下，徹底克服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一掃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氣氛，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直到現在已經九年的時間，不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一直是勝利地發展著。”(《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頁。)1962年，他又在《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遵義會議以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我們黨建立了一套健全的黨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不搞過火斗爭、無情打擊；艱苦樸素、謙虛謹慎，等等。”(《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00頁。)這種評價本身，代表了鄧小平對遵義會議所鑄就的精神成果的深刻認識。

    二、鄧小平是遵義會議精神的踐行者

    鄧小平不僅見證了遵義會議精神的力量，而且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踐行了遵義會議精神，以極大的政治勇氣挑戰“兩個凡是”，推動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以極大的勇氣挑戰“兩個凡是”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遵義會議很重要的精神特質。從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在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統治下，革命力量曾遭受巨大損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遵義會議，堅持真理，及時地修正“左”傾錯誤，全面開啟了黨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正自己的錯誤的良好傳統。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同志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路線，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1977年2月7日。)。“兩個凡是”的實質是堅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這將大大延緩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對此，作為遵義會議的親歷者，鄧小平秉持遵義會議的光榮傳統，以極大的理論勇氣率先反對“兩個凡是”。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在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情況下，就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黨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57頁。)。這里所謂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更不能拘泥于毛澤東的某些只言片語。這顯然是對“兩個凡是”的勇敢挑戰。當年7月，鄧小平復出后的第一次講話，仍然強調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的講話，成為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先聲。此后，鄧小平又推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等系列重要會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現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偉大轉折。

    1981年，在鄧小平主持下完成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我們黨必須采取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過去采取這個立場，曾使我們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今后繼續采取這個立場，必將引導我們取得更大的勝利。”

    （二）堅持民主團結，以健康的風氣推動實現撥亂反正

    恢復黨內民主、營造健康的黨內生活是遵義會議另一個重要精神特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統治者不僅實行思想上的主觀主義，而且搞政治上的宗派主義，壓制黨內的思想民主，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殘酷鎮壓、無情打擊，嚴重破壞了正常的黨內生活，是遵義會議徹底糾正了這一不良風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對黨內生活的再次被破壞，鄧小平秉承遵義會議開啟的良好風氣，逐漸恢復黨內的思想民主。1978年下半年，面對“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激烈交鋒，鄧小平連續發表重要講話，支持和指導開展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并同中宣部負責人談話，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此后又同胡耀邦談話，明確肯定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45頁。)。當年11月至12月，經鄧小平提議，為期40多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對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鄧小平在閉幕式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等等。講話不僅是對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總結，實際上還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得到了與會者的衷心擁護。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參照當年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重點解決軍事路線問題的做法，首先解決當時最迫切的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政治思想問題的解決和中央最高層的人事調整是到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才最終完成的。撥亂反正過程中，鄧小平理論也在逐漸孕育和形成。歷史地看，正是因為遵義會議積淀了黨內健康的政治風氣，而鄧小平傳承了這種好風氣，才推動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

    （三）堅持獨立自主，以極大的自信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獨立自主地開創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遵義會議又一個重要精神特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通過井岡山、中央蘇區的實踐，一直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顯著成效，只是這種探索后來被“左”傾錯誤統治否定了。是遵義會議對這種否定給予再否定，全面開創了獨立自主地用中國辦法解決中國問題的新局面，全面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遵義會議開啟了面對危局保持定力、堅定信心、勇闖新路的好傳統，不僅肯定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自信，而且肯定了“山溝里也能出馬列主義”的理論自信。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鄧小平在破除“兩個凡是”的同時，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課題，秉持遵義會議開啟的好傳統，保持定力、堅定信心，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頁。)1982年9月1日，他又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頁。)從這個意義上講，是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成就了鄧小平的道路自信，使這個偉大的政治家既不封閉僵化，也不全盤西化，而是從實際出發譜寫中國道路的新篇章。

    三、鄧小平是遵義會議精神的發展者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牢牢抓住“實事求是”這個遵義會議精神的核心要素，并加以突出強調和大力弘揚，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理論飛躍的歷史進程，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一新的精神成果。

    回顧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很早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但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只是在中國革命的局部發揮有限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的黨中央的肯定，更不可能上升為指導全黨的思想路線。第五次反“圍剿”血的教訓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左”傾教條主義，開始直面慘淡的現實。遵義會議等系列會議，不僅對“左”傾錯誤的軍事領導和指揮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為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而且堅持實事求是，及時根據變化了的敵情調整作戰部署，取得了四渡赤水和整個長征的偉大勝利，并最終在全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歷史地看，盡管早期的井岡山斗爭、中央蘇區革命實踐中也有“實事求是”的精神要素，但都沒有像在遵義會議上這樣，使“實事求是”的地位得到突出強調和充分肯定，并最終上升為全黨的思想路線。而且正是堅持實事求是，才真正形成了民主團結、顧全大局的良好氛圍，才真正獨立自主地開創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講，“實事求是”是遵義會議最可貴的精神財富。鄧小平正是牢牢地抓住了這一點，并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將其重申、強調為黨的思想路線，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理論飛躍的歷史進程，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實事求是”也因此成為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之一，“實事求是”這一遵義會議精神的核心要素，也即在鄧小平理論的形成中得以發展和豐富。

    實事求是成為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歷史起點。要從根本上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不僅需要極大的勇氣，而且需要正確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實事求是。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在《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中指出：“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67頁。)1978年9月16日，他在《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中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26頁。)1978年12月，他又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3頁。)鄧小平用“實事求是”這個理論武器挑戰“兩個凡是”思想禁錮的歷史起點，同時成為他開創鄧小平理論的歷史新起點。

    實事求是成為鄧小平理論形成的邏輯主線。只有堅持實事求是，我們才能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開創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飛躍。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正是堅持了實事求是，鄧小平才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堅持了實事求是，鄧小平才在直接指導十三大報告的起草過程中，系統闡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形成了鄧小平理論的總體“輪廓”；正是堅持了實事求是，鄧小平才在1992年春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時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三個有利于”等，強調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百年不動搖，旗幟鮮明地回答了關于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正如鄧小平自己所說：“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9頁。)顯然，堅持實事求是成為一條邏輯主線，貫穿于鄧小平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鄧小平理論的全過程。

    實事求是成為鄧小平理論發展的重要法寶。鄧小平去世后，黨充分運用實事求是這個重要法寶，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中，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領導黨和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創全面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著力推進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踐中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創立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踐證明，只有堅持實事求是，我們才能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境界。

    黨的十八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圍繞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事關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譜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科學闡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豐富內涵，著重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重要講話，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時代，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精神，更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因為，遵義會議精神就是探索中國道路、追逐中國夢過程中的精神創造，是中國精神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集中體現。“它集中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品格，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精神動力；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歷史參照；它作為民族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提供了歷史之鏡。”
(石仲泉：《再談遵義會議——芻議遵義會議精神》，《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筆者相信，黨一定會在遵義會議精神的弘揚中，引領中國人民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更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